从新冠疫情蔓延全世界，到“蝴蝶效应”般的全球芯片危机，再到全球集装箱短缺造成海运费用暴涨，苏伊士运河意外堵塞 …… 这些事件都在向人们提出一个疑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应对未来频繁出现的蝴蝶效应？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学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在其新书《蝴蝶灾变》一书中指出，过去20年，全球化浪潮席卷了全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正如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所带来的一切一样，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威胁着人类的发展。最明显也是最难以规避的便是全球化给全世界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是全球化所固有的，想根除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能将其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管理的过程。我们不能惧怕全球化的系统性风险，更不能任其发展，而是应该努力使全球化更具弹性和包容性。
如今，人们已经注意到系统性风险的本质，在全球化的今天，即便是微小的变化，其影响也比以往更重大、更广泛，甚至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伊恩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令人担忧，但并不出人意料。全球化带来了系统性风险。随着贸易、金融、旅游、网络及其他各种体系不断扩大规模，且相互影响增多，这些体系也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不稳定。《蝴蝶灾变》这本书第一次阐明21世纪大流行病、金融及其他领域风险的系统性特征是全球化的固有属性，并以跨学科视角来探寻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和对策，以期提高适应能力来应对全球化的负面连锁反应。
首先，伊恩在书中建议经营者在未来制定企业战略时，应该把可能出现的灾变加入场景分析（Scenario Analysis）中，从而为各种不确定性做好预案，提前做好资源配备。
美国麻省大学洛厄尔分校创业与创新副教授孙黎以英国石油公司BP（British Petroleum）为例，他认为，这家公司最擅长使用场景分析工具。BP对未来能源需求结构做出三种场景假设，从而确定了自己的低碳战略。第一种场景是快速（Rapid）转变，碳价格大幅上涨，2050年能源使用产生的碳排放量将比2018年的水平下降约70%。第二种场景是净零（Net Zero），比第一种更为激进，认为与快速转变相关的政策措施因社会和消费者行为、偏好转变而得到加强，例如全球将更多地采用循环和共享经济以及转向低碳能源。到2050年，这将使碳排放量减少95%以上。第三种场景是一切照旧（BAU），假设政府政策、技术和社会偏好继续以近期所见的方式和速度发展。在这种场景下，能源使用的碳排放量在21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但之后不会显著下降，2050年的排放量比2018年的水平只不过低10%。通过场景分析，BP可以用新数据了解不断变化的能源格局，对碳价格走势做出判断，从而制定新战略，有助于BP在2050年实现零碳排放目标。
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学教授。曾任南非总统曼德拉的顾问和南非开发银行首席执行官，后又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政策主管。曾担任经合组织的项目主管、欧洲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其所著的《发展的全球化》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誉为“必读之作”。埃德蒙·费尔普斯对他的《优秀人才》一书也赞誉有加。因对推动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戈尔丁获颁法国骑士勋章。
其次，经营者在未来制定企业战略时，要重视全球化的灾变可能会以非线性的方式影响企业的各个运营环节。伊恩在《蝴蝶灾变》中预测了全球供应链网络在系统性风险面前可能非常脆弱，比如，在疫情中口罩与防疫设备的供应突然变得紧缺，有的国家甚至要对这些产品颁发出口禁令。中美贸易战让不少企业延长了存货周期，使芯片的全球供应变得紧张，这种状况从高端芯片一直蔓延到汽车芯片，让不少汽车大厂无法交付成品。
伊恩在书中批评了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公司所倡导的精益管理思想，他认为从应对全球供应链的风险（例如最近的汽车芯片短缺问题）的角度来看，精益管理中的“零库存”或者准时制（just-in-time）是错误的，应该建立反应灵活的韧性供应链。
第三，各种全球灾变的应对措施又会衍生出新的灾变，企业应该不断检讨、调整自己的战略，适应新的全球化现实。伊恩认为，如果过分相信市场信号和经济理性，可能会变得非常短视，低估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在处理不平等、失业等棘手的问题上。为此，政策研究者更应重视合作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企业而言，短期内奏效的战略，可能也会被非线性的冲击拆解，在这一轮灾变中有效的措施，在下一轮灾变中可能成为负担。
《蝴蝶灾变》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无处不在，涉及供应链、流行病、基础设施、生态和气候变化、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这些风险问题如果不解决，将导致更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仇外心理、民族主义，进而带来逆全球化、不平等加剧、冲突和经济增长放缓。《蝴蝶灾变》通过跨学科视角揭示了高速发展的全球化如何威胁了社会的稳定，为政府、企业和个人如何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及其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实际指导。本书荣获 Estoril全球事务杰出图书奖。在新冠疫情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作者进行了补充修订。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万事万物愈加复杂多变，伊恩建议企业家们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行那些更简明、更被认同的规则。因为系统性风险跨越国界，所以管理这些风险需要更多的国际协调。就商业来说，需要改变管理会计的短期偏向性，平衡长期估值的重要性。此外，一些商业原则令社会弹性下降，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至精至简”（lean and mean）的管理理念要求不遗余力，直至榨干最后一点价值，因而使管理制度变得过于脆弱。
此外，个人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灾难性结果。比如，购买者自私地囤积医用口罩，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抗药性疾病，过度捕捞导致渔业崩溃，这些鲜活的例子都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号：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协调行动。如果说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什么教训，那就是要制定系统性对策，来应对由全球化的蝴蝶灾变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有效地管理全球化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共享的繁荣世界。
伊恩对东方传统文化中的智慧表示认可。他观察到在汉语中，“危机”一词由两个字构成。一个字代表危险，另一个字代表机遇。老子在《道德经》中认为大道有动静之机，有无相生，相反相成；万物分阴阳之属，显隐互化，此消彼长。在面对各种蝴蝶灾变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发挥东方谋略的长处。孙黎认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最佳方式，不是用强，而是使弱，“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也就是避开这些风险的锋芒，顺应全球化形势的变化，从边缘的蓝军力量着手，用“奇”的手段取胜，从而实现《易经》所言的生而又生，生生不息。
编辑—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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