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三角”重塑制造业

几年前，一部《美国工厂》纪录片让人们看到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败。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产业工人的“断代”，由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持续了几十年，造成美国在工厂工作的都是中老年人，基本没有年轻人，年轻人都愿意栖身华尔街与硅谷。

如今，我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用工荒”与“短工化”。正如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所言：“我认为改变这个世界的，一定是制造业，中国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制造业一定不能丢，但是中国、美国的制造业都面临着同一难题：年轻人不愿意去工厂。”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马兆远认为，如今提到金融、房地产、科技领军、品牌设计、总部经济，人们都会认为这些是时髦的话题，是光鲜亮丽的，是产业链中价值最大的部分。而制造，这个环节的附加值太低，不如丢给别人做。因此，才有了经济学的“微笑曲线”，大量投资进入原创、设计和品牌，生产制造被外包出去。正是这样的精英思路，造成了美国和中国正在经历着的制造业离开后的空心化。

从2019年开始，中国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后工业化国家共同的问题。美国有锈带，中国有东北三省，英国有英格兰北部地区。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再适合后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工业城市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这除了意味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也意味着如果不能安置旧产业中的劳动力，便会导致大量的工人无所事事，从而滋生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美国的毒品问题和在中国泛滥的快消娱乐都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具体体现，比如，年轻人可以刷短视频度过一天。

《智造中国》 该书为防止锈带蔓延、解决后工业社会的就业问题、促进教育改革、打造新工程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可以借鉴发展的模式：英国谢菲尔德大学AMRC模式，从而为中国制造业升级提供了一张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MRC，为解决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案例：一个大学可以支持一个研究所的发展，研究所可以为工业企业提供研发服务，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制造企业在周围投资建厂；这些工厂转化了老就业，吸引了新移民，重振一度衰败的锈带城市；研究所也为这些工业企业培养了本地年轻人，年轻人通过在这里学习工业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这个地区的未来。AMRC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产学研转化机制打通的价值。

怎样面对后工业化的挑战，怎样避免因为先期工业转移而产生和蔓延的锈带区，将是中国，乃至未来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

2011年，德国提出了工业4.0概念，这个概念很快就被德国政府采纳，作为高科技战略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同样，为了适应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各国都在积极采取行动。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英国提出“工业2050”、法国提出“新工业法国计划”、日本提出“社会5.0”战略，《中国制造2025》也明确提出，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推进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工业4.0对制造业的重塑，对转型中的中国而言，是挑战，更是机会。

作为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智能制造专业教授，马兆远师从“超冷原子理论之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基思·伯内特（KeithBurnett）爵士，30岁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参与设计了中国空间站“天宫四号”——世界第一个空间冷原子实验平台，其所著新书《智造中国》，或许可为这一困境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他认为，解决后工业化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更开放的心态参与全球的沟通和交流，创造新技术，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search Centre，简称 AMRC）模式已经被证实为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

马兆远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智能制造专业教授。 1997年通过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保送北京大学；25岁获得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师从“超冷原子理论之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基思·伯内特爵士。之后，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师从“激光冷却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威廉·菲利普斯教授。博士生导师，参与设计了中国空间站“天宫四号”—世界第一个空间冷原子实验平台。著有《人工智能之不能》《量子大唠嗑》。

2007年，担任了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校长的肯斯伯内特找到了打通研发与工业产业化之间的渠道：他花了12年时间，在谢菲尔德大学进行了一个社会实验，搭建起AMRC模式——依托于大学，逐渐建立起科技园区、研发生产技术、培训技术人才，改善了英国老工业基地的基础设施条件，并为当地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使得谢菲尔德市逐渐从一个老工业基地，转型为汇集了波音、空客、麦卡伦、波罗等航空、汽车等高端制造企业的“未来工厂”。

谢菲尔德市的成功转型在于打造了一个创新三角：先进制造研究中心、广泛的行业内公司和谢菲尔德大学。

“在那个未来工厂里，从柔性设计到机器人生产、流水线组装生产，所有事情都可完成。每个大学可以把自己的研发能力和工程师贡献出来，形成知识共享体系，大部分的工业技术可以共享。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画面，这个学校同时承接了波音和空客两个竞争航空公司的项目，在城市民用机场改造的巨大工棚里，两个竞争对手一起做研发。因为一个飞机有上百万个零件，几万个供应商，而他们供应商的重叠率达到了90%。当双方相互合作时，是可以帮助供应商去提高制造水平和供应能力的。而剩下的10%，就是他们各自的核心研发基地，那几个房间才是封闭的。”马兆远称。而在AMRC模式下，政产学研用实现一体化，工厂不仅把研发订单交给了学校，同时也将工厂搬到了高校附近，这些高端制造商与他们的供应商们在AMRC周边买地设厂，促进了当地就业，重振了当地经济。

马兆远将其称为“2050工厂模式”，他称，这让他看到了未来工厂的样子，也让他意识到，在当前中国传统制造业优势下降、高端制造业尚未产生的情况下，AMRC模式或许正能为中国制造业带来升级转型的巨大机会。

编辑—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