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知名高校的金融学者，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在应对风险时更看重韧性的力量。他认为，应对风险的焦点并非风险本身，而是破坏韧性的因素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行动。
国际冲突、气候变化、新冠疫情……无数冲击给全球带来巨大挑战，也暴露了人类在应对重大危机准备不足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当世界进入风险高发期，个人、企业和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在冲击过后，全球经济将很快恢复，还是会留下永久疤痕？未来人们能否克服类似的冲击、穿越变局?
“只要你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冲击就没有那么糟糕。要避免风险冲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适应能力。你越有韧性，就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调整空间。”在接受《周末画报》专访时，《韧性社会》作者、德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本德海姆金融中心主任马库斯·布伦纳梅尔（Markus K. Brunnermeier）讲述了对于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他穿着一身蓝色西装，戴一副黑框眼镜，显得斯文儒雅，讲话时带有一些德国口音，节奏很快但条理清晰。
马库斯告诉《周末画报》，“韧性”是指在冲击之后做出响应和回弹的能力。他强调，人们应该把风险区分为有韧性和无韧性的不同类型，而非单纯地规避风险。有韧性的风险值得承担，尤其是在采用试错策略，能借此提升预期增长率的时候；相反，对无韧性的风险则应该规避。“应对风险的焦点并非风险本身，而是破坏韧性的因素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行动。”
作为一名世界知名高校的金融学者，马库斯的研究重点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特别关注于市场泡沫、流动性、金融危机和货币政策，并开辟了多项研究热点，例如流动性螺旋、协同风险、波动性悖论、审慎悖论、欧洲安全债券、金融主导性、金融中介货币理论等。他曾先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德国央行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咨询委员会任职。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不久，马库斯在YouTube网站开始组织名为“马库斯学院”（Markus’Academy）的网络研讨会，邀请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多位顶尖经济学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等高官，以及谷歌前董事长施密特等科技界精英线上开讲，就新冠疫情和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给出分析和政策建议。
马库斯 · 布伦纳梅尔活跃于经济学界
马库斯发现，嘉宾们的内容虽不尽相同，“韧性”概念却频频出现，这给了马库斯新的灵感，开始从韧性的角度思考新冠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于是便有了《韧性社会》（The Resilient Society），该书获得了2021年德国最佳商业书籍奖，并被英国《金融时报》列为最佳经济学书籍之一。
韧性提升复苏能力
通常在面对危机时，大多数金融或风险管理活动都会着眼于减少风险，强调稳健性。然而在某些时候，稳健性并不是最佳出路。
马库斯通过引用17世纪法国诗人让·德·拉封丹( Jean de La Fontaine)的著名寓言《橡树与芦苇》形象地描述韧性和稳健性的主要区别，“韧性”是指有能力经受住风暴并恢复元气，橡树极具稳健性，高大挺拔，在寻常的大风里显得坚不可摧。与之相比，芦苇则是柔韧的，微风也会使之弯腰。可是当强风暴袭来时，橡树就有可能被折断倒下，无法复原；芦苇却可以“弯而不折，继续生存。”
在经济问题上，“韧性”就是保持灵活和敏捷，承担适当的风险以推进创新和发展，并在风险冲击后复苏的能力。在马库斯看来，一味追求最小化风险如同寓言中橡树的生存策略，看起来无比稳定，但可能已经走上僵化停滞的道路，将在重大风险降临时被彻底击倒，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来说，规避任何风险的稳健策略是非常危险的。马库斯特别提到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悖论（volatility paradox），即危机之前往往有一段波动性特别低的时期，让市场参与者麻痹大意，在风险释放时措手不及。例如在大衰退发生前，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深度衰退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事实上，或许正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相对平缓的商业周期给2008年的深重危机埋下隐患。因此，当波动性非常低的时候，我们应该特别保持警惕。
马库斯 · 布伦纳梅尔探讨欧盟经济问题
马库斯表示，与风险管理不同，韧性管理不代表规避风险。恰恰相反，有时候引发某些风险有可能提升韧性。他更强调在斗争中成长，与风险共存。就像在完全无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免疫系统的抵抗力往往更弱。在马库斯看来，暴露于程度可控的风险中，偶尔经历规模有限的小危机，反而比长期不受打击要更健康。
有的危机甚至可以推动创新，例如新冠疫情促进了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开发以及居家办公方式的普及，还刺激了医疗、零售和高等教育等产业部门的创新，这一创新繁荣或许有助于在长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新型mRNA疫苗的发明，对社会韧性非常有用，不仅可以对抗新冠病毒，还可以对抗疟疾等许多其他疾病。中国可以研发自己的疫苗，或者从西方获得疫苗，这是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全球的发展不会被目前的壁垒所约束。”马库斯表示。
关注可替代性和多样性
个人或社会如何提升韧性，增强灵活调整与应对冲击的能力?马库斯认为，首先要在事前识别更具韧性的风险，这些风险不带有陷阱、反馈循环、临界点等破坏韧性的因素。其次在冲击发生后，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激发可替代性、多样性等提升韧性的因素。
马库斯特别提到了“乐高原则”，如劳动者通过灵活培训去其他行业就业、汽车芯片有更好的替代性等。
芯片短缺成为影响近两年汽车产业的最大“黑天鹅”事件，传统汽车贯彻稳健的思路，一辆车需要数百种芯片，每种芯片各司其职且互不通用，缺少任何一款芯片都无法下线，在芯片短缺期间恢复力很差。未来电动车需要贯彻软件硬件一体化，让芯片的通用性更强，因此不会因为一块芯片的缺失而耽误出厂。马库斯认为，采用共同的标准往往能促进可替代性，“如果每个零件都像乐高积木那般易于替代，遭受冲击时就能表现出极大的应变能力。”
在他看来，俄乌冲突所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更凸显了可替代性的意义。“德国或欧洲面临着巨大的能源冲击，如今非常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非常僵化的，并不容易调整，是对欧洲经济韧性的挑战。”马库斯表示，俄乌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危机可能是欧洲向绿色技术转变的催化剂，推动绿色科技的大变革，“来自挪威、美国和卡塔尔的能源虽然替代了俄罗斯的天然气，但价格昂贵，欧洲必须更广泛地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在清洁技术上投入大量时间，重新思考所有的生产过程。虽然在技术方面进行巨大创新非常艰难，但如果欧洲以有韧性的方式设计它，就可以从冲击中恢复。”
韧性的促进因素还来自适应性和灵活度。马库斯告诉我们：这需要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保持敏捷，快速学习，而僵硬度(rigidity)对恢复来说不是好事。用金融学的术语来说，只有流动性才能带来韧性。流动的易变现资产组合能够根据需要随时调整，而非流动资产组合在危机时期可能会出现梗阻，使证券卖不出去。“在金融危机中，拥有流动性的投资组合很有用。如果你的资产流动性很差，就无法出售或重新优化它们。流动性越强就越有灵活性，就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和调整空间。韧性就是重新调整的能力，流动性低会使一个社会变得非常僵化，这就是为什么流动性有助于应对变化。”他表示。
马库斯还认为，社会契约对于保持社会韧性非常重要，它是集中设计与自发秩序的结合，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与自下而上公民社会的讨论和选择的结合。
《韧性社会》特别强调了社会契约的执行需要三方面的协作：社会规范、政府指令和市场机制，如果社会契约的执行能对冲击做出灵活反应，则社会与社会契约将更具韧性。其中，社会规范如同经济学家哈耶克笔下的自发秩序，主要依靠社会形成行为准则。比如疫情期间的日本，不需要政府干预，许多人会自动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公共卫生，虽然国家已经取消了公共场合佩戴口罩的禁令，绝大多数人仍然会自觉地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
新冠疫情危机暴露了我们社会的巨大裂痕、社会契约及其执行的严重缺陷。不公正、平等和种族差异考验着社会契约，并削弱了它们的韧性。马库斯特别强调，有韧性的社会契约必须给特立独行者、不同意见者留下空间，这些人有可能给意料之外的冲击找到意料之外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是创新所必需的。
全球经济面临韧性挑战
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把经济衰退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由内部失衡导致的衰退，包括由不可持续、需要矫正的私人部门支出或投资所致的衰退；以及由外部阻力导致的衰退。从历史上看，后一种类型的衰退经常发生在货币急剧收紧期之后，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全球衰退正是如此。
疫情前期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如今留下堆积如山的债务和肆虐的通胀，为解决通胀，全球正在走出廉价货币时代。马库斯告诉《周末画报》，面对高通胀的挑战，通胀目标制仍然是一个合理的方法，“我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措施，以确保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就像沃尔克时刻一样，确保这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将通胀预期稳定在2%左右。我们必须稳定通货膨胀，一旦通胀从瓶子里出来，就很难再让它回到低点。我们必须有很强的适应力，迅速采取行动做出强有力反应，以恢复到较低的通胀率。光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并不能解决问题。”
mRNA 疫苗的发明对社会韧性非常有用
马库斯认为，当债务问题浮现时，各国面临两种选择：主动采取行动，或者拖延不决。恰当的政策、妥善的债务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计划与自愿的债务重组都有助于确保财政负担可控，减轻高负债的风险。
全球贸易的韧性也面临不同的挑战。在疫情之前，贸易增速相比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超级全球化时代也已下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增强供应链抵御短期扰动的韧性。
马库斯表示，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以及集装箱装运工人短缺给全球货运贸易造成了严重干扰，而这是洲际贸易的基石。其次，全球贸易的传统框架开始改变。随着外贸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增大，反击的力量也开始积聚。“一些相互角力的关键因素在决定着全球化的未来。”他认为技术进步在推进全球化，数字化与机器人技术将促进知识的跨境流动。机器人可以推动资本的重新配置，教育服务和远程医疗的全球化发展还将深入推进经济一体化。然而政治压力则在拖全球化的后腿。
在马库斯看来，全球供应链需要迎来重大变革。在企业选择供应商时，优先考虑的应该是确保韧性，而非只关心成本最小化。应该用“以防万一”的观念来代替之前流行的“追求时效”的信条。转向全球化程度略低但更具韧性的供应链或许会在短期拖累经济增长，还可能在调整过程中造成紧缺。但是从更长期看，相比过去的出口驱动型发展战略，这样做可能带来更令人鼓舞的结果。
开放心态探寻未来
虽然新冠疫情推动了若干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创新，但疫情导致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给劳动者和企业留下长期的疤痕效应。如丢掉工作的劳动者可能会丧失技能，难以返回劳动力市场。教育体系内部的扰动可能留下人力资本创伤，毕业生无法及时就业。最后，企业可能背上过重的债务，如果债务负担拖累企业的投资，经济将长期受损。
马库斯表示，新冠疫情可能在三个维度上给经济留下疤痕效应。第一，打击乐观精神和风险承担意愿，给民众留下疤痕。第二，人力资本因为失业期延长而受损，给劳动力市场留下疤痕。第三，债务积压，特别是破产程序如果久拖不决，会给企业留下疤痕。所有这些都会打击经济活动，压低长期增长率。
在缺乏韧性的社会，不确定性冲击容易给社会带来永久性的创伤——疤痕效应。为此，我们需要关注弱势群体的救助和复兴问题，帮助其摆脱陷阱。
欧洲能源危机是对欧洲经济韧性的挑战
经历过大萧条的人在会更少参与冒险行为。即使是在经济走向复苏时，感知风险提高和风险规避态度可能会拖需求的后腿。疫情会给人们留下长期的疤痕效应，导致人们在住房投资和消费的行为上发生变化。马库斯表示，社会变革不应该抛弃所有人。如果变革的步伐没有超出应对变化的能力，社会将更具韧性。变革与技术进步必须避免把人们甩在后面。他告诉《周末画报》，对于个人来说，保持韧性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经济韧性，你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可以很容易地在不同的行业转换。当你考虑你的投资时，你需要一些流动性，有安全缓冲。除了经济因素，还有心理因素。“你必须能够保持稳定，有乐观的情绪并采取主动。”
新冠疫情好比一台显微镜，揭示了各个国家在表面之下暗藏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良机，让人们了解如何未雨绸缪，更好地应对未来无法预知的危机。马库斯的韧性理论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学会更有韧性地应对不可避免的严重冲击。“我们既不能像鸵鸟那样把头埋进沙堆，也不能固守现状，那是两条虚幻的解决之道。韧性要求有弹性的响应和额外的缓冲资源，并且以开放的心态探寻能让我们在受挫之后重新恢复的方案。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将需要更多的思想、创新与灵活调整。构建韧性社会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智慧。” 他在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Q&A
Q =《周末画报》
A =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
Q：您在书中提到了“临界点”这个词，新冠疫情对社会影响的临界点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避免?
A： 临界点是韧性的杀手。如果社会到了临界点，则会变得越来越糟，你再也无法回到最初状态。我们必须避免临界点。疫情之后，全球已经成功地远离了临界点，不同国家和公司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新型mRNA疫苗的发明，对社会的韧性非常有用，不仅可以对抗新冠病毒，还可以对抗疟疾等许多其他疾病。中国可以研发自己的疫苗，或者从西方获得疫苗，这是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全球的发展不会被目前的壁垒所约束。
Q：您在书中提到，流动性才能带来韧性。那么在当前战争、疫情所导致的逆全球化趋势下，流动性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如何提高自身的流动性？
A： 流动性有很多方面，这是流动性的比较特殊的地方。在金融危机中，拥有流动性的投资组合很有用。韧性就是重新调整的能力，流动性低会使一个社会变得非常僵化，这就是为什么流动性有助于应对变化。如何提高流动性？我们必须从重在当下的哲学转向未雨绸缪的哲学，如果受到冲击，我们就更容易调整，这需要心态的改变。《韧性社会》所要表达的是，我们应该从“风险管理”转向“韧性管理”。
Q：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伯南克曾经的主张对现在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A： 我的前同事伯南克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认为这是他所有的研究应得的，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研究帮助他更好地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当时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对全球经济起到了重大帮助。因此，人们不得不称赞中国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帮助。现在伯南克的见解在今天仍然有意义，虽然情况略有不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现为通货膨胀过低，金融机构监管不健全，而现在我们面临着高通胀的挑战，我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措施，以确保通货膨胀迅速恢复。
Q：您的书中提到“疤痕效应”, 其中一种表现是债务积压。由于美元的升值，斯里兰卡等新兴市场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些外向型国家如何逃离这个魔咒？
A： 对于许多有美元债务的国家来说，偿还债务将变得更加困难，但它们有足够的时间为此做准备。对于斯里兰卡来说，它们在美元升值之前就已经陷入了困境，所以他们都陷入了债务的深渊。除此之外，还有腐败和管理不善。所以即使没有美元升值的因素，这些国家也会遇到麻烦。但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元走强有助于它们增加出口，但却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实力。如果它们有美元债务，这通常被称为原罪，不应该持有以美元计价的债务。
采访、撰文—马杰
编辑—张古月
设计—海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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