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统一增长理论创始人，奥戴德·盖勒 (Oded Galor)认为，数千年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变革之轮是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之间彼此强化的相互作用，低生育率可以使社会保持以前增长率的同时，消除环境保护的压力。
在人类发展历史的长河中，绝大部分时间的经济都处于停滞状态。从东非大迁徙到工业革命前期，全球各地的人们只能维持基本生存水平。换句话说，如果某个古人穿越到文艺复兴时期或者明朝前期，他们不会感到生活水平有多大改善。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发展才进入快车道，世界各地陆续告别停滞，走上持续增长之路。人类的预期寿命翻了一番，最发达地区人均收入提高到过去的20倍，全球平均收入也提升了14倍。从整个人类历史看，这段时间不过一刹那光景，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表象之下，哪些因素成为人类走向繁荣的主要动力？
“数千年来，推动人类社会进程的变革之轮是技术进步与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之间彼此强化的相互作用。”在接受《周末画报》专访时，以色列裔经济学家、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多样性对经济的作用、低生育率现状等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奥戴德是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的创始人，也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作为一名高校学者，他的研究视野跨越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他同时兼任欧美多所大学与科学院的学术职位以及多个期刊的主编。在接受采访时，年近70岁、满头银发的奥戴德穿着一件深色毛衣，透着学者的斯文儒雅。在偏瘦的脸上有一双睿智的眼睛，温和而沉静。他讲起话来慢条斯理，节奏并不快，嘴角时不时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奥戴德在新书《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中尝试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谜题：一是增长谜题，健康、财富、教育等反映的生活质量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得到不可思议的改善，人类如何突破新石器革命后一万多年长期停滞于基本生存水平的困局，逃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经济黑洞，并走上繁荣之路；二是不平等谜题，即工业革命之后的两百年来，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何还出现了大幅分化。奥戴德溯源而上，从制度、文化、地理等多种客观因素研究驾驭经济增长的马车，并通过社群多样性水平来解释地区不平等的深层原因。
奥戴德· 盖勒新书《人类之旅 — 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
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宏观分析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的热门主题。不同于索洛、熊彼特等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研究，奥戴德认为这种分析是脆弱且不完整的。类似于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剥洋葱”的研究方式，在最外层的只是现代社会的表象，奥戴德将研究的视野拉长到30万年前的智人时代，并利用其他学科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实证分析。
他认为，在漫长的人类经济冰河时期的水面下，涌动着促发社会剧烈变革的神秘暗流，如同水加热之后从液态变成气态一样，这些变革的力量在长久酝酿之后悄然突破临界点。
逃离“马尔萨斯陷阱”
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的经济规模并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近两千年间的个人收入状况则更是处于停滞状态，始终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徘徊。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冰期，奥戴德认为可以用马尔萨斯的理论来解释。
马尔萨斯认为，每当社会通过技术创新获得食物剩余时，生活水准提升只是暂时现象，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出生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因此或迟或早，人口的增长将消耗掉富余的食物，使生活状况返回到基本生存水平，社会将变得与开发技术创新之前同样贫穷。
奥戴德称，在马尔萨斯时代，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转化为更多和更稠密的人口，对长期的繁荣富裕则无甚影响。新作物和新技术的出现会提升人口增长率，减缓其对经济繁荣的促进，而生态灾难带来的长期经济破坏最终会通过饥荒、疾病和战争等对人口的消解而逆转。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经济冰期。
奥戴德· 盖勒被鲁汶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马尔萨斯思想对于理解‘马尔萨斯陷阱’非常重要，他对过去的分析绝对准确，然而在他发表学术著作之时，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他的悲观预测最后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盖勒表示，在工业革命前夕，蒸汽技术得到实施和采用，人们所处的技术环境正在迅速变化。为了应对这种变化，父母必须开始投资孩子的教育，让他们成为更有生产力的工人。但他们预算非常有限，必须在其他方面节省开支，最后被迫减少孩子的数量，生育率开始下降。
除了避孕和人为流产等控制生育率的技术，人力资本回报的提升是最主要的触发因素。在工业化早期，只有受教育者才能获得新机遇，这让父母愿意把更大比例的收入投入子女教育，更多地压制了收入增加对生育率的潜在促进影响。预期寿命延长与儿童死亡率下降提升了教育的潜在回报时长，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投入人力资本和降低生育率的激励。
在奥戴德看来，人口大转型是动摇马尔萨斯机制的一个基石，随着科技进步，人口规模的减少和受教育人口的增加推动人类逃出“马尔萨斯陷阱”的经济黑洞，收入的增长不再转化为人口膨胀，“富余的面包”不再必须让更多孩子分享。
人力资本与人口红利
随着全球的生育率越来越低，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趋势令人担忧，因为他们认为人口的规模对技术进步非常重要，曾经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有的研究者还会忧虑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的问题，即一个社会中工作年龄人口数与老龄人口数的比值变小，其结果是社会中会出现一种新的不平衡，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当前越来越低的生育率，人口红利是否消失的命题，奥戴德告诉《周末画报》，生育率下降是人类从停滞走向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生育率没有下降，社会就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虽然生育率越来越低，社会担心年轻一代赡养老一辈的能力。然而，当父母有更少的孩子时，在每个孩子身上比以前投资更多，意味着孩子比上一代更有生产力。
在他看来，抚养比率并没有根据人口素质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生育率下降将反映在人力资本的显著增加上，这将远远弥补抚养比的增加。“我不会过分担心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世界背景下，人口增长正在对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并可能导致巨大灾难。降低生育率，加大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投资，可以使社会保持以前增长率的同时，消除环境保护的压力。”
虽然人口减少、人力资本回报增加成为工业革命之后人口转型的主要动力，但人工智能的兴起让人们开始思考传统人力资本是否要开始面对新的挑战者。对于人工智能的冲击，普遍的看法是人工智能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甚至可能会减少对受过教育个人的需求。
奥戴德对此并不认同，“在过去两百年，技术和教育之间有很大互补性，是技术推动了教育的回归，教育让我们能够推进现在所看到的技术。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要求更高一些，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所需要的教育类型和技能类型将与之前存在的不同。”
灵活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他认为，在工业革命时期，特定领域非常熟练的工匠被机器取代。但与此同时，对新技能的需求出现了。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这个维度上，对不同类型的任务会有全新的需求，并不是说受过教育的个人会被完全取代，但受过教育的个人会有更高的需求。
奥戴德表示，接受广泛而灵活地教育，而非完成特定任务或职业所需的特殊职业技能对劳动者更有利。“灵活教育至关重要。它教你的是某种能让你在风雨飘摇的技术环境中穿行的工具，允许你从显然不受人工智能影响的领域，进入由这些技术的实施而需要的新领域。”
全球经济平等难题
除了经济发展谜题，人类社会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财富不平等的问题。在世界繁荣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马尔萨斯效应仍然存在于地球的某个角落。
奥戴德在采访中指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来自世界的财政援助将转化为更多的人，而不是更富有的人。这些援助会降低当地的死亡率，结果转化为更多的人口。他表示，工业革命后全球化与殖民化具有不对称效应，加快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发展步伐的同时，却延迟了落后国家逃离贫困陷阱。为固化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不平等而设计的攫取性殖民制度在世界某些地方得以延续，使各国财富水平的差异更趋恶化。这是不平等根源的外层。
在奥戴德看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很大差异植根于数千年以来的漫长过程，起源于遥远过去的制度、文化、地理和社会特征，通过独特的历史路径驱动文明发展，导致各国财富水平走向分化。这些深层因素，往往支持某些地区兴起有利于增长的文化特征和政治制度，其他地区则发展出了不利增长的文化和制度。
此外，奥戴德还强调了社会多样性对经济繁荣程度的影响。他通过量化分析指出，各国之间没有明确来源的繁荣程度差异有大约四分之一可归结为社会多样性。相比之下，利用同样分析方法，可以把大约五分之二的差异归结为地理气候因素，大约七分之一归结为疾病环境，大约五分之一归结为族群文化因素，大约十分之一归结为政治制度。
假如最缺乏多样性的国家之一玻利维亚能够提升其文化多样性，该国的人均收入有望提升5倍。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若能采取合适的政策来强化社会凝聚力和宽容度，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将可以翻倍。
奥戴德表示，在一个创新非常迅速的时期，同质化不一定有益。如果技术环境有额外的变化，拥有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将非常有益，而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教育来促进多样性。“我们在教育体系中所能做的就是教会孩子们如何去感受，挑战现有的技术范式，挑战现有的知识机构，从而产生多元化和多样性，最终培养创新。”
奥戴德最后表示，消解全球不平等，一个有用的策略是长期导向，面向未来的心态。“教育决策、储蓄决策和技术采用都受我们规划未来的能力的支配。一旦认识到历史、地理条件如何影响跨社会的文化特征，我们可以根据初始条件教育孩子如何延迟满足和面向未来。以类似的方式思考其他的文化特征、制度特征，甚至多样性，思考如何减轻历史的包袱，实现普遍繁荣。”
随着现代交通、医疗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减轻了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技术进步加速则进一步提升了多样性对经济繁荣的好处。“如果这些趋势和恰当的政策相配合，使多元化社会形成更强的社会凝聚力，使同质化社会受益于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我们有望从根源上解决当今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奥戴德称。
奥戴德· 盖勒主持“文明大爆炸 : 人类进步的关键 ”讲座
对于人类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研究催生了经济学这门学科，从亚当·斯密到马尔萨斯，到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卡尔·马克思，再到二战之后的罗伯特·索洛和保罗·罗默，无数经济学家都曾卷入过这场讨论。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之中，大部分人类生活的基本动机与奥戴德在《人类之旅》开头提到的那只松鼠一样，追求生存和繁殖。从狩猎到农业定居，从“马尔萨斯陷阱”再到工业化之后的全球经济迅速增长和不均衡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受制于变革之轮。
“尽管历史留下了漫长的阴影，各国的命运却不是命中注定的。随着驱动人类发展旅程的巨型齿轮继续运转，促进未来取向、教育和创新的各种政策措施，加上性别平等、多元主义和尊重差异的价值观，将为人类的普遍繁荣发挥关键作用。”他在《人类之旅》中如此写道。
Q&A
Q =《周末画报》
A =奥戴德·盖勒
Q：您认为技术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有多大？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力？
A： 普遍的看法是人工智能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甚至可能会减少对受过教育的个人的需求。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在过去两百年，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和教育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是技术推动了教育的回归，教育让我们能够推进现在所看到的技术。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要求更高一些，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所需要的教育类型和技能类型将与之前存在的不同。在工业革命时期，特定领域的非常熟练的工匠被机器取代。但与此同时，对技能的新需求出现了。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某些类型的任务将由机器来完成，比如公共汽车、卡车或汽车司机将被机器取代。但无论如何，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需求会很大，他们将能够在其他方面支持这些机器，为这些机器服务，确保它们正常运行。在这个维度上，对不同类型的任务会有全新的需求。并不是说受过教育的个人会被完全取代，但受过教育的个人会有更高的需求。
Q：您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人力资本的社会标准是否发生了新的变化?
A： 我在这一年对教育的投资非常灵活。灵活的教育教会我们如何思考，而不是如何掌握某一特定类型的技能，因为任何特定类型的技能都可能过时。未来最重要的是为个人提供适应新技术和新技术环境的工具的教育。灵活教育教你的是某种能让你在风雨飘摇的技术环境中穿行的工具，允许你从显然不受人工智能影响的领域，进入由这些技术的实施而需要的新领域。
Q：你如何看待一个国家的人口红利?我们是否应该担心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现状?
A： 生育率下降是人类从停滞走向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果生育率没有下降，社会就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现在生育率越来越低，社会担心年轻一代赡养老一辈的能力。然而，当父母有更少的孩子时，在每个孩子身上比以前投资更多，意味着孩子比上一代更有生产力。
抚养比率（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并没有根据人口素质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生育率下降将反映在人力资本的显著增加上，这将远远弥补抚养比的增加。我不会过分担心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世界背景下，人口增长正在对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并可能导致巨大灾难。降低生育率，加大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投资，可以使社会保持以前增长率的同时，消除环境保护的压力。
Q：您书中提到了人口多样性，它对经济发展有何重要影响？这种多样性如何衡量？
A： 不管如何衡量多样性，它对生产力的影响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多样性促进了思想交流，更有利于创新。另一方面，多样性与社会的非凝聚力有关，它也会降低生产力，一个中等水平的多样性更有利于发展。从衡量标准来看，多样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衡量，主要是文化多样性，但它也可以衡量其他元素，比如行为多样性、语言多样性、表现型多样性等等。
采访、撰文—马杰
编辑—张古月
设计—海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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