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们起诉对极端天气不作为的政府与企业，胜诉的比例也在增加。
任何在2018年4月6日这一天阅读过英国或德国的报纸的人，都可以在报纸后页看到一条消息，其中隐藏着一个小小的轰动性事件：哥伦比亚最高法院判决25名青少年胜诉。这些年龄在7~26岁的原告起诉哥伦比亚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作为。他们认为，热带雨林的破坏和由此加剧的温室效应将极大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健康。
哥伦比亚的热带雨林面积几乎相当于德国和英国国土面积的总和。然而，近年来，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森林砍伐量显著增加。原告称，政府对此袖手旁观，违反了宪法规定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这一气候诉讼对拉丁美洲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鉴于原告是青少年并且指控范围较为广泛，很少有人预料到他们会成功。但法院支持了这一诉讼请求，并命令政府在四个月内制订一项行动计划，以限制亚马孙地区的森林砍伐。
我们应该为这些孩子和年轻人竖起大拇指，在气候变化面前，这些青少年们已经走在了前列。他们告诉世界，为什么现在是危急关头，为什么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
截至今天，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1℃。人人都知道，如果要阻止气温进一步上升，人类必须将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零（即净零排放）。这就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气候研究员弗丽德里克·奥托（Friederike Otto）与著名环境记者，在线杂志Klimareporter副主编本雅明·冯·布拉克尔（Benjamin von Brackel）两位作者书写《愤怒的天气》这本书的目的：因为“知道”和“理解”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作者呼吁人类必须学会适应新的情况。
《愤怒的天气》大多数人只有在事故发生后，才会考虑到风险问题，在影响自身利益时，才会注意到气候变化。然而，气候变化不是未来才会发生的某种现象，而是今天已经发生的事实。了解灾难的成因，才能制定有效的对策。 2014年，几位科学家创立了世界天气归因项目，这在当时被视为气候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借助归因科学，我们可以谈论当下的天气，这也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有办法追溯导致天气事件的具体原因：热浪、洪水和风暴等极端天气究竟是一次天气事件，还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对其进行归因研究时，人们才不再将灾难简单地视为“不幸”。
一个令人遗憾的真相是，气候变化正愈演愈烈，它正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或者一只“愤怒的小鸟”。《愤怒的天气》中，呈现了这样一组统计数据：迄今为止，地球上最热的年份是2016年，其次是2017年和2015年，再次是2014年、2010年、2013年和2007年，“可见，地球上目前为止最热的7个年份都在过去的10年中。”
是谁惹怒了天气？本书作者指出，归因研究的目标，就是将极端气候形成原因指向责任方，乃至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向那些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企业和国家追究责任。
科学家们可以向那些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企业和国家追究责任。基于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业碳排放企业的碳排放份额与特定气候影响的关联被揭示了出来。基于科学家们提供的证据，法院可以对有关碳生产者采取有效的法律行动。
有了这个新方法，需要付出代价的不再仅仅是那些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户外工作者以及无力承担保险费用的人，也就是那些从化石燃料社会带来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中受益最少的人。当然，也包括那些没能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这些人以为他们可以置身事外。
弗丽德里克·奥托曾任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主任，现为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气候研究员。她还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执笔人之一。2021年，她入选《自然》杂志“2021年度十大人物”，被称为“天气侦探”，《时代》周刊也将她列入“2021年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
2015年，在荷兰，一个公民团体以自己子孙后代的名义走上法庭——他们赢了：海牙地区法院迫使荷兰政府承诺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并将所设定的目标与世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结论保持一致。在美国，也是在2015年，几个州的儿童和年轻人将州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其实现他们的气候目标，然而大部分诉讼仍在审理中。在印度，一名9岁的女孩起诉政府，要求其遵守《巴黎协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毕竟，有朝一日要为政客的不作为付出代价的是今天的孩子们。
儿童和青少年纷纷加入了这一系列气候诉讼，越来越多的诉讼文件被提交到不同级别的法庭。在美国，石油公司是诉讼的主要对象；在欧洲，主要对象则是政府。美国的沿海城市旧金山、奥克兰、纽约和巴尔的摩要求埃克森美孚等石油公司提供赔偿，以便能够通过修建堤坝和水坝来适应海平面上升的情况。
来自肯尼亚、斐济以及5个欧盟国家的10个家庭和一个瑞典青年组织，则希望迫使欧盟实现更高的气候目标，瑞士的一群老年人对其政府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有人列出一份清单，截至2018年10月，美国境内已有920起气候诉讼，美国以外有269起。
本雅明·冯·布拉克尔著名环境记者，常驻柏林，为《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汇报》等媒体撰稿。他是在线杂志Klimareporter°的副主编。
中学生和大学生取得了科学家和活动家几十年来都没有取得的成就。从一年多前开始，他们走上街头，即使在因疫情被封锁的时候，他们也找到了表达抗议的方法和手段。他们的动力来自合理的担忧，即在疫情危机之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可能从议程中被抹除。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走上决策者的位置。
从一系列行为来看，青少年已经承担了很多责任。他们告诉世界，为什么现在是危急关头，为什么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我们必须走气候中和的道路。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关乎社会、政治和哲学层面的问题，也是关乎责任的问题。如果将全世界视为一个大的社会，那么改变它并不是科学层面的问题。但是，只有当所有决策者都了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才能应对这种变化。气候变化加剧了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我们必须为不平等而战。
编辑—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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