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进谏”福特的领导力反思

最近听到几个长播客，正好都涉及到有关创始人、团队、品牌竞争以及持续创新的话题，不由让我想起来在福特汽车历史博物馆的一份特殊藏品——那封商业史上著名的备忘录。还有三个月，这封备忘录就存世百年了，今日重读更觉得鲜活深刻，就像是专为当下的企业领导者们写下的“自省镜鉴”。

上个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的汽车行业，福特称雄天下，掌门的是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17岁辍学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他，白手起家屡败屡创，被称为改变了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工商业英雄。1908年福特出了T型车，到1925年的时候，还是T型车，甚至，还是黑色，且就只卖黑色。

福特汽车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产品满足了美国家庭从无车到有车的刚需，流水线的引入，大规模制造（量产），不断降低的制造成本，越来越低的售价。公司累计售出100万辆T型车花了七年时间，仅仅一年半后它就卖出了第200万辆，到1920年累计售出的T型车已达到400万辆，至1923年居然又翻了一倍；市场占有率超过六成，风头无两，创造传奇。为了降低百分之三四百的劳工周转率，福特率先给工人减工时（9小时到8小时）提报酬（日薪最低5美元），形成较为稳定能干的劳工队伍。福特主义诞生，被人常挂嘴边，甚至德语中都有了对应的Fordismus一词。

但，人口结构、微观社会心理也在悄然变化。1920年，美国城市居民人口占比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第一代的有车族也开始萌生多样化的需求。尽管亨利·福特仍拒不相信汽车除了把人载来载去还该有任何其它用处，却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给汽车赋予上了身份象征、个性表达等意义。更要紧的，也就在这时，福特对上了斯隆。

小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 Jr.）比亨利·福特要年轻12岁，毕业于MIT，电气工程师出身，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一路晋升到总裁。后来公司被并入通用汽车，接着在通用汽车的执委会里从副总裁晋升到执行副总裁，1923年接任皮埃尔·S·杜邦成为通用汽车总裁。

斯隆要扭转通用汽车的困局，但他却不打算正面硬刚此刻的行业霸主福特汽车，他公开说，“与福特汽车正面交锋无异于自寻死路”。怎么办？求新求变。他瞄准正在变化中的需求格局，精准发力——“汽车行业的传统做法对我们来说弃之不足惜，改变正当其时。我们乐得顺时应势，在拥抱变化中受益。”

通用汽车不仅运用色彩来实现产品差异化，而且还深入挖掘汽车产品作为地位象征的含义，引领客户在一条与他年龄和收入相称的产品线中挑选到称心如意的驾乘——亨利·福特先是不屑地称这种做法反映出“世界正变得浅俗轻薄、如同浮光掠影”，而T型车坚持不变，只关心车更基本的功能，“时过境迁之后，你会更觉T型车的境界可贵”。后来又攻击斯隆每年变换车型的策略很不道德，该受诅咒，年年更换车型完全是为了怂恿、强迫车主购买新车，哪怕原有的汽车功能都还很正常。

当亨利·福特听到有人转达销售部的意见说——T型车销量下滑，除非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否则T型车就要卖不出去了，他回答说，我的车没问题，问题在于销售部无能。“当前你们大多数的麻烦都在于你们的精神态度。”有人把汽车数据发布商波尔克公司（R. L. Polk & Co.）的汽车登记统计数据——对T型车来说不是那么好看——拿给亨利·福特看，他回答说——那些数字都是伪造的，波尔克的统计是被竞争对手给操纵了。

事实是，要靠各种算来算去，1925年福特车的销量才能与1924年勉强持平。汽车整体市场在不断增长，福特自己的绝对销量也在增长，但市场份额已经从54%下降到了45%。

想像你作为福特公司的一名高管，看到1925年数据的你，听闻老板这些态度的你，如何能让公司的创始人也是掌门人的亨利·福特明白，变化在发生，趋势很要命，必须有行动？

欧内斯特·坎茨勒（Ernest Kanzler），在这时候站了出来，走进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百年来组织创新、领导力、管理沟通案例讨论中的一个因此而总被提起的角色。

既然是个角色，就多介绍几句。欧内斯特·坎茨勒，哈佛法学院毕业，他夫人的姊妹嫁给了埃德塞尔·福特（Edsel Ford）——亨利·福特唯一的孩子，坎茨勒跟埃德塞尔的私交甚笃彼此信任。1916年，新加入福特公司的坎茨勒在子公司负责生产调度与物流运输，1920年，他升任高地公园工厂生产经理，成功降低T型车售价、减少库存积压并缩短库存周转周期。1921年接管了装配厂项目，新增31家分厂。1923年，被任命为福特副总裁、林肯汽车副总裁。1923至1925年间，坎茨勒在总裁埃德塞尔·福特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全公司的生产管理——T型车年产量突破200万辆的同时生产成本与售价均创历史新低的战绩，很多人都觉得要论功劳坎茨勒应该是首屈一指。

亨利·福特（左）与埃德塞尔·福特（右）父子

坎茨勒也算是跟福特家族沾亲带故，但关系可不如中国读者想得那么亲密，尤其是跟老总裁亨利；但公司内外很多人又说，埃德塞尔总裁真正信任的人屈指可数，坎茨勒算是数一数二。福特博物馆电子档案里有一张某位老兄双手拿着工具躺在车下正修车的照片，备注写的是：1915年，21岁的埃德塞尔·福特在正式走入社会前与六位好友驾车从底特律到旧金山进行横跨之旅，历时五周完成了2400英里的旅程。泥泞的道路和爆胎的困扰丝毫未减他们的热情。这位上手修车的，就是坎茨勒。

尽管跟埃德塞尔情同手足，也是埃德塞尔作为总裁的左膀右臂，但是修“福特公司”这辆车，找埃德塞尔根本不管用，坎茨勒得找亨利。

坎茨勒平日见到亨利·福特的机会不少，但他“进谏”最终选择的办法，是在1926年1月25日写、1月26日递交一份八页的备忘录。我从博物馆电子档案中调出来，认真数了数，正文六页，其中五页（每页25行）满满的，第六页只有二行半算正文，第七页摘要（summary）列了直筒筒的14条，第八页是1923-1925年各厂商六缸发动机汽车的详细销售数据，占福特总销量的比例，以及所有车型加总后与福特总销量的比率——尤其这些（扎眼的）比例都专门以红颜色的字迹标出来——从1923年到1925年，与福特相比，其他厂商的六缸车从25%升到54%，其他厂商总销量从70%升到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