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堂外的庭院布满郁郁葱葱的绿植，守门兽铜雕守望着酒店主门入口，让宾客好像走进了一座繁嚣城中的私密大宅……
在IF概念设计奖（IF Concept DesignAward 2014）大赛中，来自全世界的设计新秀向国际专家评委们展现着年轻的想象力和设计力。
MONO对情绪的掌控力仍是一流的，吉他演奏如诗句般倾泻而下，释放张力与浩瀚的气度，偶尔的弦乐点缀其间，旋律则是一如既往地流畅、悦耳，循序渐进，以器乐的共同协作来完成一唱三叹般的抒情。
2012年9月巴黎时装周，我在巴黎罗浮宫参观完路易威登秀后，在香榭里舍大道的报亭看到一本让我非常有冲动要阅读的杂志《The Good Life》。这本杂志无论版式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具有互联网时代的新阅读体验。为此，我特别问了在巴黎非常有地位的当代艺术收藏家，是否知道这本杂志。他告诉我这是他最近必读的杂志，也是法国上流社会的精英读物。
为什么现代传播会在这个时候推出全新的实体杂志？因为我们相信网络媒体仅传播信息，而印刷媒体却能够影响生活方式；况且，一个媒体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其内容和编辑的水平，而不在于其媒介与形式。《The Good Life》的性质虽然是每两个月推出一次的实体杂志，但完全是属于2010年代的产物，是为回应这个年代而推出的产品。
劳尔•卡斯特罗在7月发表了迄今为止最激烈、最冗长的公开演讲，讲述古巴文化和品行的沦丧。卡斯特罗在对国民议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古巴人的行为—从在街道小便、在城市里养猪到受贿—致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尽管在过去50年中实行普及教育政策，但这个岛屿的“文化和文明程度都已出现倒退”。
曾以《难以忽视的真相》夺下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并敲醒世人环保意识警钟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再发警言。
德国纳粹反犹太运动的大规模爆发，是个人命运、社会发展、国家历史和人类进程的转折点之一。那一刻起，不少人的生命注定了不再平凡。
Flying Lotus的中文直译是罕见的、如此具备诗意的“飞莲”，其中氤氲的宗教暗喻令人脑袋里不禁嗡一声。这是位原名Steven Ellison的美国黑人小伙，《Until the Quiet Comes》是其第四张录音室唱片，风格可简单形容为迷幻电音的先锋版，既先锋，自难为大众所喜，却频频位列于包括AMG在内的西方诸多年度十大唱片名单里。这是为什么呢？
对小女孩来说，入住纽约The Plaza酒店多了一份期待，Kay Thompson经典小说中的主人公Eloise的梦幻套房就位于此。这间由时装设计师Betsey Johnson设计的专属套房中，粉色壁纸与斑马地毯、复古家具，梦幻壁纸，营造出的一份另类奢华与怪诞戏剧效果。
数字报纸《The Daily》之死，进一步暴露出传统媒体在数字化时代的缺陷。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素来钟情现代主义建筑，他的非营利房产计划“活着的建筑”就是为了医治英国人根深蒂固的“现代主义建筑恐惧症”。
2009年The Killers宣布他们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亚洲站全部取消之后，诸多中国歌迷无法亲眼见到他们的遗憾终于在现在得到了弥补。于巡演过程中经受丧母之痛的主唱Brandon Flowers宣布会在2010年发行他个人的solo专辑，而如今，在已经推出的这张专辑《Flamingo》当中，被中国歌迷亲切称为“小花”的Brandon Flowers，虽然仅邀请到了The Killers乐队当中的鼓手Ronnie Vannucci作为其制作名单当中的一员，但乐迷总是爱屋及乌的，更何况Brandon Flowers是The Killers的核心人物。
设计师们纷纷叫嚷着“It bag”已死，“It shoes”的年代到来了，没错，在后《Sex and the City》年代，越来越多的品牌在鞋履上花心思，诡异的鞋跟和鞋面设计每一季都刺激着我们的眼球，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若干个问号：到底这样的鞋子能不能穿？穿上它们的时候难道要搭配品牌推荐的total look？
有一天，女孩Hannah与父亲Kevin Salwen开车经过亚特兰大街上，路的一边停了部大奔，另一边是个要饭的乞丐（在上海街头外国人出没多的地方也一天到晚出现这种情形）。女孩说，如果那个车主换部小一点的车，多出来的钱给那乞丐，他就有饭吃了。非常童言童语，但是不同的是，这家人回去后经不住女孩为善也质疑大人伪善的坚持，真的把他们的大房子卖了，换个中型房。把多出来80万美元的钱捐给了慈善机构。这个故事被写下来成了一本书《The Power of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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